不能让算法作恶★，除了年轻人对着手机念念有词的“魔法”，还需要算法本身有更好的泛化能力，同时需要相对完善的问责体系、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，能够为及时纠偏提供保障。因为当前不同职能部门并未对“价格欺诈★”的内涵、构成要件统一阐释，对同一种价格欺诈行为的处罚手段和力度也是千差万别★★，导致了价格法律体系的过度竞争，不仅消费者难以找到维权依据★，而且执法部门也容易因为职能冲突而消极懈怠。而近期★★，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，开展专项行动，治理算法典型问题★★，则让人有所期待，起码要刹住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“杀熟★★”，利用用户年龄★★★、职业★、消费水平等特征★★★，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行为等典型负面案例★★。

　　作为理性社会人，对以上种种，大多在闲暇时段有过自己的研究和判断★★★，例如APP到底能不能偷听到我们的谈话，实际上确有可能。因为我们在下载使用手机APP时，经常会按照要求习惯性授予其包括手机麦克风在内的手机权限。这就让一些APP有机可乘，当我们使用这些APP时，就有可能被通过麦克风“偷听”。而★“听”的前提达成后，一些APP就会在联网的情况下偷偷将这些收集到的信息上传，对内容进行分析后，将广告精准地投放给我们。另外★★★，在我们使用手机时★，难免会留下一些痕迹，例如地理位置★、浏览器搜索记录、购买物品记录等一系列信息，会对这部分信息进行收集整理★★★，再通过算法分析，判断我们可能存在的潜在需求，进而选取与之相匹配的广告精准推送★。当然，如果手机APP一贯推送的商品并不准确，我们自然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。同样作为理性社会人★，如果算法到精准推送为止★★★，相信一大部分群体尚可接受。但如果基于网络窃听的算法，在掌握我们的隐私之后，开始进行精准杀熟，我们不禁要问：有没有人能管管？

　　同一件商品，价格浮动是人之常情★★，不同季节★★★，甚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，价格因存货规模变动有差距也是可以理解。这时商家依赖算法定价★★，没有问题。因为算法本质上是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方法或工具，本身是中性的，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偏好问题。但是算法的使用者有价值观，如果一种算法只算计顾客，算计骑手，唯独漏了自己★★，显然是一种恶法，而这种恶是使用者强加的★★★，与算法本身无关。例如利用算法技术★★★，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★★、消费频率★★，来对忠诚度高或能承受价格弹性大的客户实行价格区别待遇；或者给予不同客户以不同的优惠券、返现等手段实现价格差异，则具有更强的精确性和隐蔽性。在有些人看来★，这只是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，不一定是违法行为★★。但此举有违商业伦理道德，涉嫌侵犯用户的知情权★、公平交易权★、隐私权等权利，影响市场的公正性与有序性★★★，应受法律规制★★★。